【柳氏医派】柳少逸：承扁鹊医学之术 扬越人复健之法（1）

承扁鹊医学之术  扬越人复健之法

柳少逸 

扁鹊，原名秦越人，为先秦时期最著名的医学家。其受业于长桑君，又授徒子阳、子豹等弟子十余人。越人医术精湛，内外妇儿诸科均有所成，行医于战国时中原诸国，且能“随俗为变”。在赵为“带下医”；至周“为耳目痹医”；入秦“为小儿医”，从而“扁鹊名闻天下”。故太史公司马迁在《史记》中称“扁鹊言医，为方者宗，守数精明，后世修序，弗能易也”；“至今天下言脉者，由扁鹊也。”从而在史学上确立了秦越人为医学鼻祖的地位。

扁鹊在诊虢太子“尸厥”时，以“良工取之，拙者疑殆”之语，很自信地表述了自己不同凡响的诊疗技术。在“扁鹊在中国医学中的地位”一节中，是以《史记·扁鹊仓公列传》中之“至今天下言脉者，由扁鹊也”，表述了扁鹊为诊法之集大成者；“扁鹊言医，为方者宗”，表述了扁鹊为医学鼻祖的地位。仓公得“黄帝扁鹊之脉书，五色诊病”而成为继扁鹊之后之一代名医。医圣张仲景在《伤寒论·序》中有“余每览越人入虢之诊，未尝不慨然叹气才秀也”的赞誉。对于承传扁鹊及先秦贤达之医术，则“勤求古训，博采众方，撰用《素问》、《九卷》、《八十一难》、《阴阳大论》、《胎胪药录》，并平脉辨证，为《伤寒杂病论》合十六卷。并批判“今之医，不念思求经旨，以演其所知；各承家技，始终顺旧。省病问疾，务在口给；相对斯须，便处汤药。按寸不及尺，握手不及足；人迎趺阳，三部不参，动数发息，不满五十。短期未知决诊，九候曾无髣髴；明堂厥庭，尽不见察。所谓管窥而已。夫欲视死别生，实为难矣！”并以此为医之戒。仲景《序》末，用“孔子云：‘生而知之者上，学则亚之；多闻博识，知之次也；余宿尚之术，请事斯语’”，表述了仲景以“多闻博识”的治学思想，通过其“勤求”扁鹊等先圣之经旨，“博采”先秦医家之方术，论广《汤液》为十数卷，开辨证论治之先河，而有《伤寒杂病论》问世，从而确定了其继扁鹊之后，而广有建树，被后世称为“医圣”。所以“勤求古训，博采众方”是仲景成为医圣的重要内容，亦是今天医家成才之臬圭。然以扁鹊医学流派为代表的先秦医学其主要的诊法为色脉诊法，治疗方法主要的是外治法，至汉代以后，扁鹊医学流派的内容则融汇于《内经》所代表的医学体系之中。尤其是《神农本草经》的问世，药物学知识的广泛应用，加之《汤液经法》等“经方”的应用，而张仲景所批判的那些庸医陋习的泛滥，扁鹊之“色脉诊法”及“中医外治法”则处于“非主体诊疗体系”的位置。今天，面对药物的毒副作用对人的危害，以简、便、廉、验为特点的特色疗法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。尤其外治之术，亦日益受到医家和患者关注，故余认为：承传扁鹊医学之术，弘扬越人复健之法，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。随着中国科技的发展，当铜铁的发明出现以后，石针则由金属针具所代替，遂发展成独具特色的国术——针灸疗法，随着人体科学的不断发展，及道家、气功家的影响，扁鹊之“撟引”、“案扤”之术，则发展成今天的“气功疗法”和“推拿疗法”。而药物外治法，由于药物学的发展，亦呈蓬勃的发展局面。下面就药物外治法的发展史略，谈一下承传扁鹊之术的意义。

1、医学理论的完善促进了外治法的发展：

先秦扁鹊时代的中医外治疗法，虽然已取得了不少的临床经验，但仅仅停留在经验医学的层次上，未能达到在理论上进行阐述的高度。《内经》以后的外治疗法，虽然有了《内经》的理论指导，临床上也有法有方，但未能使理论和实践达到较好的结合，外治疗法的理论和临床明显地存在脱节的现象，从现今所能得到的中医外治疗法的内容上看，《内经》以前有法有方，《内经》以后有经验无理论。

张仲景在《伤寒杂病论》成功地运用了辨证论治的临床诊疗体系，为外治疗法确定了“理、法、方、药”的实践规范，如《伤寒论·辨太阳病脉证并治》曰：“二阳合病…设面色缘缘正赤者，阳气怫郁在表，当解之熏之”。《金匮要略·辨痉湿暍病脉并治》曰：“湿家病身痛发热，面黄而喘，头痛鼻塞而烦，其脉大，自能饮食，腹中和无病，病在头，中寒湿，故鼻塞，内药鼻中则愈。”《金匮要略·妇人杂病篇》亦曰：“胃气下泄，阴吹而正喧，此谷气之实也，膏发煎导之。”《金匮要略》中的“百合洗方”、“苦参汤方”、“头风摩散”、“蛇床子散”、“狼牙汤方”、“矾石丸”、“膏发煎”、“温粉方”等，为外治外感病、百合病、狐惑病、头风头痛、妇人带下、阴痒疾患而设，为外治疗法构筑起系统的理论体系，使外治疗法的发展向前迈出了一大步。在方法上，由洗浴、膏摩、熏洗等扩展到纳法、吹法、滴法、敷法、膏摩、浸洗、熏洗、烟熏、润等十余种；在临床应用上，已冲破皮肤病、外科等“外在疾病”的界限，进而扩展到内、妇、儿、五官等“内在疾病”之中；在方剂上计有散剂、洗剂、浴剂、熏剂、滴耳剂、滴鼻剂、软膏剂、肛门栓剂、阴道栓剂等不同剂型。

与张仲景同时代的著名外科专家华佗，行医于民间，则比张仲景更多的将外治疗法应用到临床实践中。

从战国至三国时代，外治疗法已经在实践经验不断积累丰富的基础上，进入了理论探索和总结的时期。《黄帝内经》的产生，标志着外治疗法理论体系的形成；《神农本草经》的成书，对药物进行了系统的总结；“经方

”诸医籍传于民间，促进了方剂学的发展；张仲景《伤寒杂病论》的问世，为外治疗法的临床确定了辨证论治的原则。扁鹊、淳于意、华佗、张仲景等名医的实践活动，为外治疗法的临床应用提供了典范。因此，尽管外治疗法专著尚未问世，理论和实践活动之间仍存在脱节现象，外治疗法的实践范围仍然以“外在疾病”为主，但是，我们必须做出这样的结论：外治疗法在三国时代也已形成，《黄帝内经》、《伤寒杂病论》为其形成标志。后世外治疗法的发展，正是以扁鹊医术、《黄帝内经》、《伤寒杂病论》为基础的。

魏晋时代，医学理论有了进一步发展，对疾病的认识更加深入。王叔和的《脉经》，皇甫谧的《针灸甲乙经》等，为外治疗法的发展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基础。葛洪的《肘后备急方》则详细记载了外治疗法在临床上的应用。《备急方》介绍用油、丹等熬制膏药之法和临床上常用的溻渍、淋浴、冷敷、热敷和药膏外敷等外治疗法，则为扁鹊“汤熨”、“毒熨”疗法之细化。

南北朝时，南齐人龚庆宣所著《刘涓子鬼遗方》（470～502年之间），是现存最早的外科专书，包括金疮、疤疖、瘰疬、疥癣及其他皮肤疾患。载方140多首，用于外治方剂83首，包括散剂、糊剂、软膏、膏药等外治剂。

隋唐时代，政治统一，社会稳定，科学文化发达，大唐民族间的交往融合，促进了外治疗法的发展，代表此段医学成就的有孙思邈的《千金要方》、《千金翼方》和王焘的《外台秘要》，亦代表了此阶段外治疗法的发展水平。唐时的外治法较前已有了很大成就，就药熨法而论，唐代已有“溻浴法”、“药贴法”、“熏蒸法”、“热熨法”、“药饼灸法”，尚有“掺药”、“药泥”、“塞鼻”、“吹鼻疗法”。

由此可见，由魏晋以迄隋唐的七百年间，是外治疗法理论体系，药物方剂及临证各科的全面发展时期。

宋、元、明、清，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中、晚期，为外治疗法的突出成就和发展高峰期。宋朝开国以后，由于社会比较稳定，经济有较大发展，社会生产力进一步提高，科学技术有了突出的成就，曾出现了最具有世界意义的火药、指南针和活字印刷术三大发明。尤其活字印刷术的出现，有力地推动了医学的交流和发展。特别是政府的重视，如1057年专设了“校正医书局”，集中了一批当时的著名医学家和学者，有计划地对历代重要医籍进行搜集、整理、考证、校勘，尤其是对《素问》、《伤寒论》、《金匮要略》、《脉经》、《针灸甲乙经》、《诸病源候论》、《千金要方》、《千金翼方》和《外台秘要》等医学文献的校订、刊行，保存了历代医学理论和外治疗法的成就，并能为以后的发展打下了良好基础。

昔范文正公作诸生时，辄以天下为己任，尝云：“异日不为良相，便为良医。”盖医与相，迹虽殊，而济人利物之心则一也。故历代贤哲皆以“儒之从政，医之行道，皆以救世济人为其责任者也。”宋代名相范仲淹“不为良相，便为良医”论，说明宋代全社会对医药学的关注。故士人知医形成了一种社会风尚。这与宋代科技文化的发展有很深的渊源，同时也与宋代统治者崇尚医药有很大的关系。宋太宗晓于医药，做皇帝前，收藏医方千余首，其后于太平兴国三年（公元978年）向全国征集验方，命王怀隐辑成《太平圣惠方》一百卷，并亲自作序。据传宋神宗诊断水平号称“上工”。宋徽宗赵佶亦工于医，“于岐黄家言，实能深造自得”，“其医术不在朱肱、许淑徽之下。”其于政和年间，诏令撰《圣济总录》，计200卷，载方二万首，并亲自作序。如果说《黄帝内经》概含了扁鹊、白氏医经内容而传世，那么《汉书·艺文志》中的“经方”11家是否成为历代士大夫之家传方而存世，故由于皇帝晓于医，且重视医药事业，士大夫亦多留心方术，从而有一大批名士介入医学领域，形成方书如林的局面，如苏轼、沈括二人所集之方，后合编为《苏沈良方》。这些方书多以简、便、验的医药特色而广为应用，其中外治方药也占有一定的比例。促进了外治法的发展。

金元时代，由于长期战乱，人民生活痛苦，疾病流行严重，社会性的迫切需要，推动了医学的继续发展。如著名的“金元四大家”的成就，开创了医学交流，辩论和不断创新的良好风气，因此，也对外治疗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。刘完素的《宣明论方》、张子和的《儒门事亲》、李东垣的《兰室秘藏》和朱丹溪的《丹溪心法》、《脉因证治》、《丹溪手镜》等著作，均有外治疗法的应用和论述。如攻邪派张子和的《儒门事亲》对其力主的汗吐下三法的划分：凡是灸、蒸、渫、洗、熨、烙、针灸、砭射、导引、按摩等解表之法，都是汗法；凡能引涎、豁痰、催泪、喷嚏等上行之法，都是吐法；凡能催生，下乳、磨积、逐水、破经、泄气等下行之法，都是下法，就已将许多外治疗法归结其中。它如游离于四大家之外的张元素的“脏腑辨证论”及其弟子王好古的“阴证论”，亦为外治疗法的理论体系增添了新的内容，如王好古解伤寒，用藿香、藜芦、踯躅花研末嗅鼻等。

到了明代，随着社会的发展，中外科学文化的交流，医学上也取得了一定的发展。在理论上，薛已、张介宾、赵献可等力主“命门学说”创建了温补学派，并创新许多方剂应用到外治之中。如薛已医案记录了治疗银匠职业病之案，用补中益气及温和之药煎汤浸水而愈，就已经将外治法应用于职业病治疗中。

明末清初，人民生活困苦，瘟疫流行。基于对人民的同情和高度的责任感，一大批医家投身到解救人民困厄之中。如吴鞠通《温病条辨》中治疗“热邪传里，有黄连水洗胸法，皮硝水扩胸法、芫花水拍胸法、石膏和雪水敷胸法、老蚓和盐捣敷胸法；发斑有胆汁青黛水、升麻水扫法；吐衄有井水黛法、搭法；蓄血有苏叶汤摩法。”（未完待续）

【注】本文节选自柳少逸2007年“国学讲记”。